这种将诸子“凡庸化”的重写倾向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反传统的文化潮流相一致。将重写的笔触集中到孔子身上，则在小说创作领域实践了新文化运动提出的“偶像破坏论”，呼应了民国期间学术界、思想界“非儒反孔”的思潮。作为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儒学圣人，在孔子没有成为“圣人”之前，他会被其他思想流派的人攻击；在他成为“圣人”之后，依然有异端发表对他的不同意见。不过，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，孔子才切实地被拉下了中国文化思想权威的宝座。
民国时期，非孔与尊孔是影响思想界的重要话题，非儒反孔的思潮力量是强大的。民国时期的非儒反孔思潮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。
第一，从政治层面来看，非孔与尊孔的对立常常由政治问题所引发。民国建立之初，袁世凯复辟，发布尊孔令，其政治上的反动引发了思想界批孔的热潮。从易白沙《孔子平议》开始，之后陈独秀、吴虞、鲁迅、李大钊都纷纷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非儒文章，掀起反传统的文化风潮。胡适在《吴虞文录序》中称吴虞为“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”。孔子自此消失了长久以来被赋予的神圣色彩，并且再难恢复。正是在这样的风潮下，才有诸如王独清《子畏于匡》这般的非孔作品产生。此后的1934年，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过尊孔祀圣的决议，倡导学生尊孔读经。政治上的这种尊孔命令，也引发文化界的抵触之声。郭沫若《孔夫子吃饭》就是写于尊孔令发布之后的1935年，小说将孔子刻画成一个颇有私心并且不无虚伪的“领袖”，这正是对当时尊孔决议的嘲讽。